扬雄作赋,即为赋在文化艺术上的机能

汉赋与乐府,时代影响辞赋作品

41. 汉赋与乐府

扬雄作赋,即为赋在文化艺术上的机能。41. 汉赋与乐府

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,是一种韵体散文,“不歌而诵”,用韵语细腻地描写各式各样的事物,“写物图貌,蔚似雕画”即为赋在文学上的作用。汉初受屈原楚辞的影响,盛行骚体赋,主要代表作有贾谊的《吊屈原赋》、枚乘的《七发》等。武帝时,汉赋走上极盛阶段,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,他的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是这个时期赋的代表作。其后,杨雄作赋,用思深沉,构辞精密,也是辞赋大家。

汉代还盛行乐府诗。朝廷设立乐府采民间讴谣,使它成为乐府歌诗。汉武帝时,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集民歌,集中于乐府。这些民歌经文人加工,又出自民间,故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众的爱憎感情。许多篇章有完整的故事性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,既细腻又深刻,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,成为文学中的瑰宝。在乐府民歌中,《陌上桑》是极负盛名的佳作。五言歌谣,到东汉时期得进一步发展。

清人刘熙载《艺概·文概》云:“文之道,时为大。”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,汉赋也是如此。除文学内部发展因素外,汉代社会对汉赋的生产、消费、接受等有重要的影响。
汉赋生产与两汉社会的兴衰基本同步。从刘邦建国、文景之治到武帝前期,基本上是汉代社会的休养生息阶段。三年灭秦、五年楚汉战争,长期战乱给汉初留下来的是一穷二白的烂摊子。因此,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,恢复经济。与之相适应,思想较为自由,统治者主要以黄老思想为治国思想。而且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记载“景帝不好辞赋”。在这种情况下,汉赋生产也处于初期阶段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,陆贾、朱建及藩国吴王、梁孝王、淮南王门人有一些创作,但现存的赋作,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《吊屈原赋》《鵩鸟赋》,另外还有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、庄忌《哀时命》。这些作品体制上继承楚辞传统,抒情言志,篇幅短小,而且内容上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。此期特别的作家是枚乘,他曾游于吴、梁,其创作《七发》目的在于讽谏诸侯王,形式上大肆铺排,是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过渡。
汉赋生产的繁荣期是武帝以后到东汉中期。此期政治上虽有西汉灭亡、东汉建立等波澜曲折,但整体上是大一统天下、是积极向上的时代,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。汉武帝对辞赋颇有兴致,不仅大力提倡,而且自己创作。班固《两都赋序》云:“大汉初定,日不暇给。至于武、宣之世,乃崇礼官,考文章。内设金马、石渠之署,外兴乐府、协律之事,以兴废继绝,润色鸿业。是以众庶悦豫,福应尤盛,白麟、赤雁、芝房、宝鼎之歌,荐于郊庙。神雀、五凤、甘露、黄龙之瑞,以为年纪。故言语侍从之臣,若司马相如、虞丘寿王、东方朔、枚皋、王褒、刘向之属,朝夕论思,日月献纳。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、太常孔臧、太中大夫董仲舒、宗正刘德、太子太傅萧望之等,时时间作。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,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,雍容揄扬,着于后嗣,抑亦《雅》《颂》之亚也。故孝成之世,论而录之,盖奏御者千有余篇。”这段序言对汉大赋生产的背景、生产方式、生产特点、生产数量等,都进行了明确交代。大一统的天下,文人心向中央,盛世激发了作家的情怀,于是,规模宏大、歌颂为主的大赋兴盛。这是时代的产物。典型代表如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、扬雄《羽猎赋》、班固《两都赋》、张衡《二京赋》。这四大赋家生活在西汉武帝到东汉安帝时代,是汉王朝的极盛时期,也是汉赋极盛时期。这些大赋采用对话体,以状物为主,风格上呈现出“全”而“大”的特点。《西京杂记》载司马相如曾说自己创作辞赋时,“苞括宇宙,总览人物”,这正是汉帝国一统天下的真实反映。也正因此,典型的大赋生产颇费心血,司马相如创作《子虚》《上林》,“几百日而后成”;扬雄作赋,“梦其五脏出在地,以手收而内之”,大病一年;张衡作《二京赋》,“精思傅会,十年乃成。”可见大赋生产之不易。而且武帝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后,两汉整个思想界成为经学的天下,大赋所体现的正统思想以及形式上的“劝百讽一”,就是这种思想的真实写照。
东汉和帝以后社会走下坡路,整个社会动荡不安,党锢之祸使文人与社会逐渐疏远,加之自然灾害频发,地震、蝗灾、水灾、瘟疫等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,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,深感人生迷茫。此期经学衰落,道家思想又占据了重要位置。社会的剧变带来汉赋的新变,文人鸿篇巨制形式的大赋作品逐渐减少,代之而起的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赋。这种赋继承屈原、贾谊的传统,代表人物和作品如张衡《归田赋》、蔡邕《述行赋》、赵壹《刺世疾邪赋》等,他们突破汉大赋的创作模式,由外部世界的描绘转向内心世界的抒写,由体物转入写志,个人的思想、感情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,这是东汉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,而且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,如张衡《思玄赋》《归田赋》等。
由以上可以看出,汉代社会影响着汉赋生产。首先影响辞赋生产者,如辞赋作家的地位、遭遇、追求、情怀等。汉代经学盛行,辞赋家的地位低下,被视为倡优一类人物,如枚皋说:“为赋乃俳,见视如倡。”扬雄写过不少赋,但后来不写了,“雄以为赋者,……又颇似俳优淳于髡、优孟之徒,非法度所存,……于是辍不复为。”班固在《两都赋序》里把辞赋家视为“言语侍从之臣”,亦可见地位之低下。就作家的追求、情怀而言,当社会处于鼎盛时期,辞赋家就有很强的自豪感,主动与时代靠拢;当衰世时,辞赋家更多关心的是自我内心。其次,时代影响辞赋作品,包括思想、体制、风格、内容等。但是,我们也要看到,时代与文学是互动关系。时代一方面影响汉赋生产,同时汉赋也反映时代的风貌,为时代服务。“天子之事”中,那种磅礴的气势,宏大的景象,强壮的声威,无不体现着大汉帝国的时代精神。东汉后期赵壹等人的辞赋揭露社会黑暗,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。
时代不仅影响汉赋生产,而且影响汉赋消费。汉赋由于辞藻华丽,典型的汉赋大多是宫廷作品,或歌颂,或讽谏,所以基本在宫廷和知识阶层传播。据《汉书·扬雄传》,司马相如进《大人赋》,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志。据《汉书·王褒传》,汉宣帝既注意到辞赋的娱乐作用,又注意到它的教化作用,甚至太子有病,召王褒等人朝夕诵读奇文及辞赋以解病情。太子喜欢王褒《甘泉》及《洞箫颂》,“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。”可见辞赋消费的状况。当然,抒情性的辞赋也有一定的消费群体,大部分还是在文人范围之内。
时代也影响汉赋文学接受。武帝至东汉中期,天下一统,处于盛世,所以汉代文人突出接受的是大赋。枚乘《七发》铺排有序,讽谏得体,成为文人学习的经典。曹植《七启·序》云:“昔枚乘作《七发》,傅毅作《七激》,张衡作《七辩》,崔骃作《七依》,辞各美丽,余有慕之焉!遂作《七启》,并命王粲作焉。”司马相如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也受《七发》影响而又有新的创造,于是,《子虚》《上林》又成为辞赋家学习的榜样。扬雄“每作赋,常拟之以为式。”杜笃在上《论都赋》的奏章中说:“窃见司马相如、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,臣诚慕之。”扬雄的《蜀都赋》、傅毅的《洛都赋》,开京都赋先河,为此后崔骃《武都赋》、张衡《南都赋》等接受。班固的京都大赋《两都赋》,创立了描写两个都城、两篇连成一气的新体制,成为京都赋的典范,张衡学习、接受而创作了《二京赋》。就抒情性辞赋而言,汉赋中贾谊的《鵩鸟赋》、张衡《定情赋》、蔡邕《检逸赋》《青衣赋》等都有许多接受者。汉赋中自我解嘲一类的作品,是在专制政治压力下文人以委婉的手法为讽刺现实、表现个人情感而创作的。东方朔的《答客难》、扬雄的《解嘲》开其风气,东汉时期崔篆《慰志赋》、崔骃《达旨》、冯衍《显志赋》、张衡《应间赋》、班固《幽通赋》、却正《释讥》等作品接受了这一传统。另外,《史记》《汉书》收录辞赋家的作品也是传播接受辞赋的一个方面。这些接受,也都是与汉代社会的政治、文化等分不开的。